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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陸海協會前會長汪道涵之子、上海向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汪致重，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提到，當年因李前總統提出「兩國論」而未能如願踏上台灣土地，讓汪道涵抱憾終生。他還表示，鄧小平曾說過，「海峽兩岸問題這一代解決不了，可以由下一代來解決。」而汪道涵也告訴他，兩岸問題至少需要20年至30年的工作，才能看出眉目。

汪道涵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，1991年12月16日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在北京成立，由汪道涵出任首任會長。1993年4月27日至29日，汪道涵與海峽交流基金會前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會談，即「辜汪會談」，開啟兩岸關係新頁，也讓汪道涵因此在兩岸關係發展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對於1993第一次「辜汪會談」，汪致重受訪時表示，真正的決策者是鄧小平。

汪致重說，「鄧小平當時提出，海峽兩岸問題這一代解決不了，可以由下一代來解決，下一代也許比我們更富有智慧，能夠找出更好的辦法。他又講，兩岸只要承認『一個中國』，什麼都可以商量。」

他指出，當時大陸對台政策是由鄧小平提出方針，把所有問題全部明確之後，選擇一個來執行這項工作的人，「這個人就是我父親。」對於如何評價父親，汪致重表示，「首先，鄧小平知人善任；第二，我父親不辱使命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，盡心盡力為完成鄧小平交給的任務做了畢生的努力。」

他回憶稱，在「汪辜會談」之前，所有涉及海峽兩岸的問題，全部由鄧小平親自決策，「那時他已經退休，但實際上還是由他決定，人選、談判的內容，包括『九二共識，一中各表』，其實是用一種含混的方式解決一個明確的問題，就是我們大家都屬於一個中國。當時在各表眼線膠推薦問題上有不同意見，保留口頭上的協議等，這些全部由他決定。父親是代表和轉達了中央的意見，然後用最合適的方式使對方接受這個意見。」這為日後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進行事務性商談奠定了基調。

汪致重透露，1993年4月27日兩岸兩會新加坡會談正式登場的前夜，辜汪兩位耄耋老人開懷暢飲，酩酊大醉。他說，汪道涵本不善飲，但當晚卻頻頻舉杯，而辜振甫也不聽勸阻，連飲數杯茅台。

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大選後，汪致重說，「1996年李登輝連任，那時候父親在家裡整休，我從松江趕回來看他，他就直接問我看到選舉結果了沒有？」在汪致重看來，其實汪道涵當時就已預料到，兩岸會談可能將出現波折。

他表示，1998年汪辜再次會面並達成四點共識，但由於台當局刻意迴避「一個中國」原則，不願展開政治談判並進行預備性磋商，只是含糊表示展開議題廣泛的對話，使得四項共識缺乏實質性的內容。「在那樣一種詭譎的政治形勢下，事情已經走到這一步，就不能再說什麼了，因此大家都很失望。」

汪致重回憶，此次會晤之後，汪道涵告訴他，辜振甫和他見面之後只談了一些無關緊要的事，雖然很悲情，但是心裡感覺情誼仍然在，彼此對兩岸的未來還是充滿希望。「辜老臨別時握著父親的手，跟他講『一定會統一的，我們等一等吧，我們等一等。」

2005年12月24日7時12分，汪道涵病逝於上海瑞金醫院，享年90歲。而前一天，正是辜振甫逝世的農曆周年忌日。時間上的巧合，令人唏噓。

汪致重稱，1998年「汪辜會晤」約定，汪道涵將於第二年秋季到訪台灣。然而由於李前總統拋出「兩國論」，兩岸一切交流進程戛然而止。「北京這邊很快就知道了，所以父親去台灣的訪問只能取消了。那時候行裝都打點好了，就差訂機票了，知道消息時我就在他身邊，父親那種深深的遺憾溢於言表，這件事情對父親打擊非常大。」

汪致重還提到，2004年10月，汪道涵出現胃食道逆流的病症，原因不明，「很難受，做各種檢查只是顯示癌症指標高，但就是檢查不出來哪裡出了問題。後來有一位醫生反反覆覆看片子，最終發現胰腺上有個小陰影，就覺得壞了，可能是胰腺癌。」

但汪道涵堅持停止一切治療，任何手術都不做。因為早已經定下來會見連戰與宋楚瑜的時間，「他覺得手術需要一段恢復期，這就把一切事情都耽擱了。」汪致重回憶，「父親覺得自己馬上就是90歲的人了，還不能完成國家交給的任務，因為個人原因耽誤兩岸交流進程，自己活著也就沒任何意義了。」

汪致重回憶，「父親要求停下所有的檢查和治療，後來根本無法進食了，就一直忍著，身上揣著鼻飼的瓶子，有會見就摘掉。其實每次穿鼻飼很痛苦，他就忍著也要去會見，誰勸都不聽，最後真的耽誤治療了。」

汪致重說：「5月14日會見宋楚瑜之後（註：汪道涵與宋楚瑜會面正確日期應為2005 年5 月8 日），16日就手術，然而醫生打開胸腔發現，癌細胞已經全部擴散，沒法手術了，直接就縫上了。但是父親不後悔，他覺得任務完成了，生死有命，這一輩子能為國家、為民族做的事都做完了。」

汪致重稱，汪道涵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仍心繫兩岸關係發展。12月20日那天，汪道涵正認真閱讀台灣最新動態，突然感到不適，旋即進入急救狀態，「走得很安祥。」

他說，「『汪辜會談』之後，我問過父親，是不是這次會談之後，兩岸問題就能解決了？但是父親說，國家大事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推動，至少需要20年至30年才能看出眉目。」

汪致重表示，「（從父親身上）我學會了如何去理解一個台灣人的真實想法，有些從官方做不到的事，民間是可以做到的。」他認為，兩岸關係更多是民間的交流增加感情，才能解決的問題。「我不能說該怎麼做，我只能盡力去做自己能做的事。我沒有任務，也沒有人讓我這麼做，或許，這就是我作為汪道涵的兒子，能做的事情我就盡最大努力去做。」